世界最早信鸽组织：500年前佛山飞鸽会(图)-中信网信鸽园地

世界最早信鸽组织：500年前的佛山飞鸽会

人类与鸟类宠物的渊源久远

动物和人的历史之三

文、图/广州日报记者卜松竹

　　与阿猫阿狗相比，宠物鸟现在城市里似乎见得要少一些。不过早上广州各大公园常能见到拎着鸟笼去遛鸟的老人，仍堪称城中一景。鹩哥、八哥、鹦鹉能说话，画眉之类外形优美，信鸽能远程通信，还是竞技好手。宠物鸟的类型，真是多种多样。在古代，或许因为地广人稀，野生动物数量更多，有钱人家养的鸟也更加花里胡哨，比如仙鹤、孔雀，等等，在大众品类之外又增加了许多精彩。现在很多鸟被列入保护动物，养鸟相对不易了。鸟在笼中，身体不自由，从人道主义角度来说有些人不接受。但对爱好者来说，鸟和人之间，或许还是有份无法替代的真情实感在吧。

　　唐太宗曾用信鸽传书，明《鸽经》介绍30种观赏鸽

　　中国的鸽子训化很早。著名文化学者和鉴藏家王世襄认为，在距今三千多年的安阳殷墟妇好墓中出土的一件精美的玉雕鸽是中国观赏鸽至早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的明证：“它是现知中国观赏鸽的最早形象，野鸽被训养应当还远在此之前。”鸽文化专家王永厚认为，据《越绝书》： “蜀有苍鸽，状如春花。”说明约在春秋战国时期，各地普遍养鸽，并有不同品种。秦汉时，宫廷乃至民间都热衷养鸽，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相马经》有“欲如鸽目，鸽目固具五彩”之句，是说马眼睛如多彩的鸽目，证明那时已有眼色不同的家鸽了。汉·许慎《说文解字》中有“鸽”字，并解释为“与鸠同类”。晋宋（此处指南朝宋）间，鸽子对人们来说已经非常熟悉，被人当作玩物驯养。到了唐代，鸽子逐渐成为人们真正的“宠物”，训鸽成为日常休闲之一，人们还给鸽子起名字，唐明皇曾养过名曰飞奴和半天娇的两只鸽子。

　　王永厚指出：明清两代，养鸽业更加兴旺。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记述了鸽子名称的由来、用途等，并说：“处处人家畜之。”值得提及的，当时还出现了我国仅存的一部养鸽专著《鸽经》，著者为明末清初的张万钟。《鸽经》约6500字，记述了鸽的性情、习性、生态、羽色、种类分布以及产卵、孵化、食宿、疗病等，在“花色”中介绍30种观赏鸽，指出：“大凡色者贵纯，花者贵辨，羽毛既美，嘴眼合宜，便为佳品。”提出了相鸽的标准。

　　中国是信鸽大国，有着信鸽竞技的深厚群众基础。信鸽竞技是近代的事，早期信鸽的功用，顾名思义主要用来传递信息。据说远在5000多年前，埃及第五王朝就用来传递书信，作为陆地与海上联络工具。

　　有学者曾经提出中国信鸽通讯的最早发明者是唐代名相、广东人张九龄，时间是公元702年左右。记者查考发现，此说恐怕不确。据说唐太宗李世民就曾养一白鸽，“恒令送书”，从京城长安到东都洛阳，“日往返数回”。这已经比张九龄的时代要早半个多世纪了。而且如果西汉时，张骞、班超出使西域各国，利用信鸽与国内保持联系的说法属实，那这个时间还要向上推八九百年。

　　唐之后信鸽用于战争的记载越来越多。西夏和宋的战争中，元昊利用盘旋在宋军上方的信鸽群传递战场的即时情报，指挥作战，大败宋军，是信鸽用中国古代军事的经典战例。南宋高宗赵构，苟安江南，终日迷恋养鸽玩鸽，后人有打油诗讽之：“万鸽飞翔绕帝都，朝暮收放费工夫；何如养取云边雁，沙漠能传二圣书。”

　　中国最早的信鸽组织也是出现在广东：16世纪，佛山镇的飞鸽会就成立。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信鸽组织。

　　从周代起，南方就向中原进贡孔雀

　　小朋友们到动物园最爱看的鸟类恐怕是孔雀，因为总是盼着它开屏。开屏的孔雀确实漂亮，庄严大气，其他鸟难以比拟。现在孔雀是国家保护动物，家养是没戏了。但在古代，达官贵人家中饲养孔雀，曾是潮流。

　　孔雀出自南方，在我国分布的主要是绿孔雀，历史上以云南、两广为多，不过现在只存在于云南南部。《南越志》称“义宁县（今开平）杜山多孔雀”，唐《岭表录异》记载“孔雀翠尾，自累其身”，可见当时广州地区有孔雀。此外南海、新会、粤西山地等也有孔雀栖息。但到宋代经大量捕杀后，在珠江三角洲已近灭绝。时人记载：“（孔雀）中州人得一，则储之金属，南方人乃腊而食之，物之贱于所产者如此。”但广西、粤西等地直到清代还有孔雀的记载。

　　“南方人”拿来当腊肉吃的绿孔雀在中原地区被当成宝。孔雀的花翎很早就是身份、地位的象征，并有吉祥太平的寓意。从周代起就有南方地区向中原王朝进贡孔雀的记载，之后历代不绝。和孔雀比较有缘的著名皇帝是宋徽宗。这位中国艺术史上少见的天才人物，对孔雀关爱有加。邓椿《画继》记载：“宣和殿前植荔枝，既结实，喜动天颜（宋徽宗）。偶孔雀在其下，亟召画院众史令图之，各极其思，华彩灿然，但孔雀欲升藤墩，先举右脚。上曰：‘未也’。众史愕然莫测。后然数日再呼问之，不知所对，则降旨曰：‘孔雀升高，必先举左。’众史骇服。”

　　在此之前的太宗朝宰相李昉家也曾饲养孔雀，并称其为南客。随着宋代南方经济的快速发展，南北、中外交流也曰益频繁，孔雀也逐步进入普通人家，而且会用专门的孔雀笼来饲养孔雀，梅亮臣诗曰：“南笼养白鹇，北笼养孔雀。”白鹇也是南鸟，今天是广东鼎湖山一带的标志性物种之一。崖山之战后，陆秀夫背南宋末帝赵昺投海殉国，船上一只长期饲养的白鹇悲鸣不已，一同投海而死，后一直被称颂为忠诚的象征。

　　学者王风扬指出，宋人也早已掌握孔雀的驯化和人工孵化技术，将孔雀蛋“使鸡抱伏即成”，住所方面，“须以一间房前开窗佣，面向明方，东西照映，向里横一木架令栖息。……饲之以米榖豆麦，勿令阙水，与养鸡无异。每至秋夏，令仆夫于田野中拾螽斯、蟋蟀、活虫喷饲之。”说明对孔雀的习性已非常熟悉了。

　　西汉武帝时，已训练八哥说话

　　八哥、鹦鹉这类能学舌的鸟类，特别受孩子们的喜欢。在芳村花鸟鱼虫市场，养八哥、鹦鹉的笼子前小朋友往往最多，坚持不懈地试图逗它们开口。中国训练八哥说话，按学者王风扬的说法，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汉武帝时期。当时的淮南王刘安就记载了能让八哥说话的方法——剪舌头。这方法一直沿用到现在。由于剪舌头据说需要非常高的技巧——剪坏了八哥就学不会说话了——甚至催生了一批专门人士。但在生物学家看来，此举并无特别的科学依据。实验表明，没有剪舌头的野生八哥在人们的训练下也能学会说话。

　　八哥和鹦鹉都是南鸟，但王风扬指出，历史上鹦鹉有“陇客”之别称，似乎被认为是原产甘肃一带的鸟类。这大概与许多从海外输入的鹦鹉是经丝绸之路而来有关。相对来说，鹦鹉被饲养的数量更多些，而且时间也很早。《山海经》中就有鹦鹉能为人言的记载。汉末的文学家曹植，唐代的文豪杜甫、李白都写了很多以鹦鹉为题材的诗歌、文章。会玩儿得不得了的宋高宗曾在宫中养了上百只鹦鹉。其中一只红鹦鹉特别会喊“万岁”，赵构深为喜爱。红鹦鹉死了之后，他亲自撰写了祭文。宋徽宗赵佶画有一幅《五色鹦鹉图》，并亲自题文说：“五色鹦鹉来自岭表……纵目观之，宛胜图画”，还特别写了一首诗。他对鹦鹉分布的地理认知是比较准确的。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九云：“此禽南州群飞如野鸟，举网掩群，脔以为酢。”说明宋代南方野生鹦鹉数量还是相当多的，以至于被捉来食用。

　　由于鹦鹉能说会道却又总被饲养在笼中不得自由，所以它在古典文学中常被当做闺中幽怨的象征。

　　隋代已有驯鹤着作李时珍曾着《养鹤经》

　　“懿公好鹤”是中国著名的古代典故，常被当做玩物丧志的反面典型。这也是中国已知最早的人工饲养鹤的记载。虽然在中国古籍中的这个登场亮相姿态不太光彩，但国人对鹤仍是偏爱有加。由于鹤被认为有千岁的寿命，所以向来是长寿的象征，频频出现在各种古代艺术作品中。今天遍布广东各地的祠堂中，松鹤延年之类的祥瑞图样，几乎随处可见。王风扬指出，隋代的《浮丘公相鹤经》是中国最早的关于驯鹤的着作。宋代王安石还专门重修了这部书。南北朝时期鲍照的《舞鹤赋》也被宋代人陈景元编辑出一部《相鹤经》。明代大药学家李时珍在编辑《本草纲目》之余，也写了一部《淮南八公养鹤经》。可见当时养鹤的人不少，对于相关知识的需求很强烈，这类书市场很好，常销常新。

　　唐宋人爱鹤和当时佛道盛行的文化有不小关系，是中国隐遁文化中一个特别突出的符号。苏轼在登徐州云龙山时，看到山中隐士养的两只鹤，有感而为《放鹤亭记》，成为千古名篇。“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的意向，怅惘而悠远。

　　但是鹤的野性很重，有迁飞的特性，而且人工孵化很困难，所以驯化并没有完全成功。今天在动物园中见到的老老实实的鹤，都是被剪去了飞羽的。

　　中国历史上画鹰最著名的画家，是明代出身广东的林良。这位身居锦衣卫高官的画家，笔下的鹰鹫有一番空旷庄严的气象。这也许是他在长期的肃杀的工作气氛中，另一种心境的投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