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我回上海又去看望了周伯伯，他已经87岁高龄了。他斜坐在沙发上，嘴里喃喃地向我叙说着往事，流露出他对以往养鸽生涯的无限依恋，“虽然，我养鸽花了不少金钱，但是它使我身心愉快，以致我能长寿至今。”

　　周伯伯名叫周延禧，在现在的鸽界中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他，然而在四十年代至六十年代，他拥有的日本军用鸽和美国优秀信鸽在上海鸽界曾风靡一时。现在，这批优秀信鸽的血统已融合于上海的鸽群中，在每年几千羽超远程赛鸽中，都有这一滴血在流动。

　　1957年认识周伯伯时，我才10岁。那时，我和父亲刚开始养鸽，邻居告诉我们：“楼上周伯伯养了许多好鸽子，他人很好，你们为什么不去看看呢？”于是，我跟着父亲拜访了周伯伯。周伯伯在他宽敞的客厅接待了我们。当时他年近五十，身材魁梧，操一口有上海宝山罗店月浦乡音的普通话，很和蔼，我们参观了他在晒台上的一座漂亮的鸽舍。这是一座木结构小屋，足足有十多平方米，还有一个很大的天棚，养了六七十羽信鸽，鸽儿们羽羽神采奕奕。周伯伯兴致勃勃地让我们欣赏了他的获奖鸽：“这羽飞1000公里北京第2名，那羽飞兖州第5名……你们要养就养好鸽子，把那些差鸽子全做孵胚。”他热情地对我们说。后来，周伯伯送给我们获奖鸽子的蛋，还慷慨地借给我们一对优秀的种鸽。我喜欢绛鸽，他又设法从王福源先生管鸽子的潘永汉先生那儿，弄来一对纯种的海斯门西翁黑眼小绛鸽给我，还介绍我父亲加入上海市信鸽协会。

　　当时，周伯伯棚里的铭鸽真是群星璀璨，有“京都灰”、“鸠协”、“帝鸠”、“司达沙”、“AU”……事后，我才知道，解放前他花了重金才获得这些进口鸽子的。四十年代初，他供职于国民政府中央信托公司，后来派到驻印度担任中国海关高级办事员，负责签收美国等国家支援我国抗战的战略物资，他签收后才能从印度经缅甸运进我国。他父亲喜欢养鸽，他住在印度加尔各答时，有一位邻居也养信鸽，这更引起了他养信鸽的兴趣。那时，每次看到信鸽在蓝天下翱翔时，他总是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有一群信鸽在天上飞翔。

　　1945年日本投降后，周伯伯回到了上海。当时，南京政府接收了一批被俘日本军用鸽，上海宝山的胡桂祯先生得知这一消息后，马上变卖了家里十多亩田地，赶到南京找关系买了3000多羽军用鸽，做起了信鸽生意。周伯伯托何家梁并和何家梁一起来到胡桂祯家里，从3000多羽军用鸽中挑选出10羽种鸽，这10羽全是套双足环最好的种鸽，其中有“京都灰”、“鸠协”、“帝鸠”。胡桂祯开价每羽两根半金条。因为周伯伯和胡桂祯都是上海宝山罗店人，系同乡，经过说情，胡桂祯让到一根金条一羽，十羽鸽子共十根金条计100两黄金。后来，胡桂祯有一羽足环为7252的桃花眼雨点，竞翔时，从苏州到兖州连获七个第一名，周延禧又出重金把“7252”连同它的父母全部买下。

　　抗日战争胜利后，研究血清的蓝春霖教授去了美国，从美国带来一批优秀信鸽。在周延禧舅舅开的钱庄里，当襄理的奚宝儒弄到几羽，给周延禧送来两羽，周伯伯一看鸽子不错就给了他500元美金，这就是周伯伯棚里的“AU”和“司达沙”。

　　这批优秀的信鸽出的后代在比赛中大放异彩。1949年放飞南京，周延禧放29羽，归27羽，而且囊括了前5名，轰动了当时的上海鸽界。之后，周伯伯每年比赛都获得不少高名次。1959年上海首次放飞1000公里潼关，他一羽“京都灰”获得好名次；上海首次放飞1750公里兰州，他的另外一羽“京都灰”成了 15羽归巢鸽中的一羽，因其头型、眼砂、体形、羽条特别漂亮，令鸽界瞩目。当时我们家养的全部是周伯伯的鸽子，养了不到一年获镇江-上海竞翔上海市第4名，一羽“AU”血统的黄眼雨点飞宿州-上海500公里比赛获上海14名。1959年飞1000公里潼关放2羽归2羽，一羽20名，一羽40名。

　　在五十年代，一些有成就的养鸽家培育自己的优秀品系时引进了周延禧的鸽子，汪顺兴先生的“吴淞系”也掺进了“鸠协”血统，丁培新先生培育的“飞轮系”，当年也掺进了“京都灰”和“鸠协”血统。前几年，他那羽哈密飞上海2700公里获20名的父亲，也是“京都灰”的后裔所出，1980年杭州陈忠良先生北京飞杭州1000公里的冠军，是“京都灰”的后裔。前几年深圳飞杭州，杭州朱益平先生那羽冠军鸽是“7252”的后裔。1962年，刚成立不久的无锡市信鸽协会建立种鸽棚，上海养鸽名家都无偿赠送了种鸽，周延禧无偿赠送了一对“帝鸠”，一对“鸠协”。

　　周延禧先生是个唯美主义者，他的鸽子特别漂亮。他又偏爱桃花眼，除了“AU”、司达沙是黄眼外，其他都是桃花眼。我清楚地记得，“鸠协”是蓝底桃花眼，羽色为中雨点偏深，身体特轻，体形特好；“帝鸠”是墨雨点或深雨点紫桃花眼，流线型身材；“AU”是深红色鸡黄眼，羽色有雨点、灰壳，体质特好。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京都灰”，烟灰色桃花眼，底板特亮，三角形身材，比赛时既快速又能吃苦。

　　那时，几乎每个星期天上午我都到周伯伯鸽棚里去玩。一清早，他把鸽子放出去，扛着一根大竹竿赶鸽群家飞，鸽子家飞后，他就在皮鞋外面套上一双特大的套鞋，进棚打扫卫生。“养鸽子一定要自己动手，要养成爱劳动的习惯，”他一边铲着鸽粪一边对我说，“懒汉是养不好鸽子的。”他教我如何看眼砂，如何看体形，如何看羽条，如何挑选种鸽和赛鸽。他还介绍我看了李梅龄先生的李鸟、王福源先生的黑眼西翁绛鸽、何家梁先生的“培尔琴”、陶德尧先生的鸡黄眼麒麟花、张朝德先生的黑皂，并介绍这些鸽子的特点。“鉴别鸽子的好坏，看固然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了解鸽子的血统，掌握鸽子的内在素质和性格，”他总是这样对我说。我最初的养鸽知识几乎都是从周伯伯那里来的，那时，到周伯伯那儿去的鸽友很多。星期天，他客厅里常常是高朋满座，有本地的，也有外地的。在周伯伯家里，我认识了丁培新、张锡坤、朱永年、丁瑞全等一批养鸽老前辈，让我开阔眼界、增加知识，为以后养鸽都起了重要作用。

　　为了保存这一批优秀信鸽，周伯伯竭尽了全力。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人都吃不饱，更何况鸽子！周伯伯忍痛用种鸽和别人换饲料，每个星期天他都为筹集那六七十羽爱鸽的口粮四处奔波，有时候弄到饲料还分一些给我们。一次，周伯伯弄到一些玉米分给我们一袋，正巧被粮店里的一个人看见了，他就查问：“哪里来的？哪里来的？”“是……是黑市上买来的……”我吓得不知道说什么。那人一手揪住我胸前的红领巾，一手抢过我手上的一袋玉米，狠狠地说：“红领巾还搞投机倒把！”周伯伯连忙赶来说：“小孩知道什么！这是我浦东的亲戚送来给信鸽吃的。”又说了不少好话，才算把那袋玉米要了回来。

　　自然灾害终于熬过去了，又遇上文革，周伯伯被“揪”了出来。造反派还把他拖到弄堂里去批斗，说他是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事后他苦笑着摇摇头：“那人叫周廷禧，我是周延禧，名字都没有搞清楚就斗了。”其实，周伯伯是很爱国的，他的两个弟弟早年都追随共产党参加了革命，他精通英文和商贸，解放前夕，他没有去海外而是留在了上海，想为祖国做点事。文革中，他的鸽子的命运可想而知，批斗前，他把鸽子转移到住在南京西路附近的青年鸽友施家弟弟家，过了一段时间，坏消息传来，那些鸽子一夜之间被偷个精光。他呆住了，这对他不啻是晴天霹雳！造反派的迫害，爱鸽全部被偷，他绝望了。在极度的痛苦中，他把多年从美国鸽协订阅的外文版信鸽杂志全烧毁了。

　　周伯伯不再养鸽子了，他的那棚鸽子散布在上海和江浙一带，六十年代初原先住在南京、后来乔迁到江阴的潘昌仁先生捉去一些，马鞍山、苏州、无锡、镇江的鸽友也捉去一些……

　　周伯伯慢慢地向我叙说着往事。他还向我问起上海、杭州鸽子比赛的情况，问起丁培新、张锡坤等老朋友的近况。“现在你们养鸽子条件好多了！”他长长吐了口气说，脸上露出欣慰的笑容。

　　临别时，他把一直珍藏的四十多年前上海市公安局签发给他的《饲养信鸽许可证》送给我做纪念。他告诉我，上海刚解放时，为了防止坏人利用信鸽传递情报，搞间谍活动，饲养信鸽必须经过上海市公安局审查批准，发了许可证才能养信鸽。我翻开证件一看，上面写着“周延禧申请在昆山路112号饲养信鸽业经审查核与本局所颁管理信鸽暂行规则尚无不合特准饲养”。

　　注：这是我20年前写的文章，刊登于《中华信鸽》杂志1996年第一期。周延禧先生已于2001年谢世，享年92岁。他送我的《饲养信鸽许可证》，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送给顾澄海先生作鸽文化的文物保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