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来走在北京街头，头是抬着的。我想超拔于车声人声之上，听一听鸽哨。
这是我读了王世襄先生编著的《北京鸽哨》后情不自禁养成的习惯，有几次，相识的人迎面走来，我视而不见。因为我头抬着。如果怪我傲慢，那就错了。不能原谅的话，应该不能原谅王世襄先生，谁让他编著了这本大书，而让我心存幻想呢？
我客居北京三年，还没听到过鸽哨。我只在新诗中读到。其实即使听到的话，我也听不出所以然。不是听见鸽哨响了就算是听到，还要会听。会听音乐的人有一双会听音乐的耳朵，这耳朵是训练出来的。会听鸽哨的人也有一双会听鸽哨的耳朵，这耳朵同样需要训练。这是我读《北京鸽哨》后才知道的，以前竟一无所知。
做鸽哨的人，就像做乐器。其实也就是乐器。只是演奏者是飞翔的鸽子、风和气流，佩鸽哨的人，更像是作曲家，或者是指挥家，因为需要配音。
谈到鸽哨的配音，必须先了解两方面的情况。一是每一头佩哨鸽的负荷能力和每一把哨的音量和音色。
就像一个指挥家必须了解乐团里的每一位乐手的水平和每一件乐器的性能一样。
放飞的是成群的鸽子，不配音的话，不就成了噪音！即使不是噪音的话，也像在上体育课了，老听一个哨声响———设若你走在街头，老听到头顶上“”的，你是起跑好呢，还是来个立正？
听鸽哨，不说是听音乐会，也是在上音乐课，边听，边学着乐理知识：
飞盘的鸽群，最宜选哨配音，欣赏其声响。由于鸽群盘旋回转，哨口受风角度不同，强弱有别，哨音乃有轻重巨细的变化。尤当鸽群向左向右轮番回旋，即所谓的“摔盘儿”时，哨音的变化更为明显，也更有规律。这时就不是各哨齐鸣，而具有交响的变化了。鸽群偶或自高疾降，一落百丈，急掠而过，霎时间各哨齐喑，转瞬哨音又复，这一停顿，真是“此际无声胜有声”。总之，为飞盘佩哨，自然要讲究配音了。
王世襄先生的这段文字，可谓声情并茂。我仿佛听到了悠悠蓝天中的鸽哨，又见到王先生的一往情深。这也是王先生行文的特点———于朴实无华之中，寓一往情深。这一往情深，情在事情，情在人情，而深在王先生智慧又不无寂寞的内心。智慧总是寂寞的。
我读《锦灰堆》也好，我读《北京鸽哨》也好，无意之中总会读到王先生的一往情深。王先生不是玩家，王先生是痴人，是生活的美学家和哲学家，是生活的艺术的实践者。说到生活的艺术，我认为林语堂尚在纸上谈兵，王世襄真是身体力行。
王先生爱鸽哨，写鸽哨，这是事情。在这事情背后，有更广阔的人情。也正因为有了这一份人情，所以读王世襄先生的著作，我们才不会为物所累。这一份人情，往大处说，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比喻，或者说是对应。比如鸽哨从无到有，从有到不断地发展和精微化，尤其是精微化，是可以对应上孔子和老庄的。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孔子和老庄的思想就是一个不断地发展和精微化的过程。对鸽哨制作的精益求精，就像后来者一次次对《论语》《庄子》《道德经》的笺注，虽然不无繁琐，但还是为了体会。其实就是转化。也就是从事情到人情的转化，只是永无尽头———因为人情又会转化为事情，事情又在转化为人情，生生不息，息息相通。往小处说，其实更大，是对人作为每个个体时的尊重和欣赏，王世襄先生超越了地位与名利，尊重和欣赏他人的一门手艺，尊重和欣赏他人的自食其力，更尊重和欣赏他人的生活方式和想法。《北京鸽哨》中附录的《怀念老友王熙咸》一文，非常值得一读。又如在《制哨名家》这一章中，谈到陶佐文时，王先生这样写道：
他年届古稀时，貌更清癯，须发飘然，大可入画，不若今世人。
寥寥数字，尊重和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北京鸽哨》一书中，还讲到了怎样佩系鸽哨，这是我最感兴趣的部分———因为我以前自个儿琢磨了半天，也没有弄明白。这里也就不多说了。最后想说的是这本书中王世襄先生的夫人袁荃猷先生的两幅插图：一幅是剪纸于1950年的“双鸽图”，一幅是剪纸于2000年的“带哨鸽”，前一幅剪纸中的两只鸽子是温柔的，似乎是王先生袁先生家庭生活的象征；后一幅剪纸中的一只鸽子，挺拔、蓬勃，又精神又勇敢，我猜测，这或许是袁先生心中的王先生吧。美作为精神，作为生活中的精神，肯定是勇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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