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小学时，家住昆明近郊小红山。称为“山”，其实不过是丘陵而已，但那红红的土，使我至今记忆犹新。

　　小红山是50年代部队的靶场，大白天都有那“砰砰”的步枪声。每年那些贩毒的、杀人的被判了死刑的囚犯，都拉到小红山挨枪子。我们平时爱上山，打打闹闹的也是个好场所。大多数小孩喜欢捉蟋蟀，而且城里大人也会来小红山捉蟋蟀，说是死人堆里蟋蟀“恶”。我曾捉到一只，把小兄弟们的蟋蟀都打败了，“鲁智深”拿钢笔跟我换，我也没换给他，大家还给蟋蟀起了个名，叫“唐继尧”，那可是军阀混战时代的云南王。回家后我将“唐继尧”藏在煤球炉的背后，晚上“唐继尧”的禅鸣把劳累了一整天的父亲吵醒，一杯开水将一方军阀送上了西天。为此事我难过了好几天。

　　小时候的昆明西郊，很荒凉，孩提时代唯一能吸引男孩的处所，只有小红山。假期里，不听话的脚又将我带到这红红的土山包。山背后是部队营地，那天转悠转悠到了营地。这营地主要是部队养军犬、养信鸽。我从小怕狗，看见凶猛的狼狗，只能敬而远之；飞翔的信鸽吸引了我。整个假期，我每天都到营地去，与混熟了的信鸽饲养战士一起喂鸽，偶尔我还能上上手。得知我是举家内迁的上海人，排长向我提出一个双赢方案：为营地（军鸽饲养基地）提供一颗三极管、一颗二极管，他们请示首长后可以给我一对雏鸽。得到这一消息，甭提多高兴，赶忙回家提笔给上海的叔叔写信，请叔叔百忙之中到福州路的青少年无线电爱好者商店购一颗三极管、一颗二极管。60年代初期，能购到一颗三极管、一颗二极管，按现在讲法“路子够粗的”。也不知叔叔用什么方法，一颗三极管、一颗二极管，从邮局到我手。当我手捧这一颗三极管、一颗二极管，走向部队营地，命中注定我与信鸽的鸽缘已结。

　　俩雏鸽在家人们的关怀下，一天天长大。部队养鸽战士给我的雏鸽只有20天，我上学前、放学后，就将雏鸽放在大腿上，将玉米一粒粒往雏鸽嘴里塞，然后自己含一口水，让雏鸽在我的嘴里汲吸。亲手喂雏鸽的心情，40多年来，仍使我记忆犹新，久久不能忘怀。爸爸在我的写字桌下做了两扇们，是木框竹篱笆式的，从外面能看到里面，我非常喜欢。里面还放了个木质肥皂箱，有一个拱形门；妈妈在箱内放了张剪小了的草席，还每天为牠们换草席。10天后，雏鸽一出写字桌的门，就会往我的帐子上飞，鸽屎拉在帐顶上，妈妈也没怪我。眼见雏鸽渐变成鸽，手巧的爸爸在玻璃窗的顶端卸下一块玻璃，放上一块木板，雏鸽从今以后就从这里自由进出了。一个月后，我每天上学，就用手帕提着俩鸽上学，在校门口将牠们放飞。

　　为了感谢爸爸、妈妈对我养鸽的支持，我为俩鸽起了名：大的(估计是雄鸽)叫南汇（爸爸是南汇人），小的（估计是雌鸽）叫常州（妈妈是常州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