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丢鸽子有感而发
                      ——写给超远程赛（三）

                   海因斯的影响与黄金时代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话话是老子的名言。如以前的詹森，杨阿腾这些人，经过这些人的“出手”，尤其是有了一定的批量，结果呢，就成就了一部分名家，像霍夫肯，像杨格多拉斯，像穆利门，像范得佛拉斯。这里举到的只是一部分，还有，只要是任何提得起来的欧洲名家，几乎都是这样一条路子。而且并不需要特别地深入，我们就能够看出来，这些人对于鸽子的血统都保留了一根主线。这中间表现最明显的非詹森莫属，也因此，有人把今天的赛鸽运动看作是詹森这一血系的内斗。把视角再放回到国内，有一定名气的鸽舍，好象都有个相似的地方，就是帐下什么血统都有，个中原因，一是应了东方不亮西方亮，或者邓小平猫抓老鼠的理论，再一点就更重要了，还是与商业有关，今天人说是“什么卖，卖什么”，既然到头来盯的都是一个‘利’字，因此就不管白的黑的，通通往货架上搬了。这时候就更要注意知名鸽舍的“花瓶”。

    美国人海因斯不无得意地说：“消费刺激生产。”就是这个理论，有意无意扩充和扩大了欧洲的养鸽人，扩充了他们的鸽子。假设个例子，如果十几二十年前，中国对欧洲信鸽的购买能力是100只的话，那么，现在随着公棚巨奖赛制的推动，这个需求量应该远在当年欧洲人的预想之外，也许10000只都不够卖。消费的激增，势必直接促发生产的膨胀，所谓起萝卜快了不洗泥，质量一定会有问题。现在连些小地方都时时引进些“吓”死人的名血。“来头”吓人，不过，表现和发挥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海因斯的理论被置疑已是事实，而信鸽市场规则和运作直接受这个理论影响也是事实。

    如果找赛鸽运动的“黄金时代”。我看现在顶多是“白银”或者只是“青铜”，要找只能掉回头去，先到“二战”那个年代。这里说一句题外话，二战虽然对近代整个人类危害不浅，但是，留心的话，它也促成升华了很多新事物，比如与战争有关的心理学医学方面，正是在这个时期开始了人们对“战争恐怖症”的重视。此外提炼锻造了一大群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像海明威等“诺贝尔”得主就都属于“二战后”。而他本人之所以被视作“迷茫一代”的代表，正是受了战争本身的影响。此外和他一样，许多作家都如他亲自上了战场，回来后，这些人就变了。翻开外国一线作家的花名谱，自己参加二战或者间接受二战锤炼的，十个当中就差不多有五六个。信鸽运动随后的兴起也是在这一时期埋下了种子。

    这里再提一下，鸽子在二战中还是有功劳的，虽然无线电技术在二战中已经逐渐成熟并日臻完美，但在诺曼底战役中，还是有一共七千羽信鸽参加了登陆作战，这也是信鸽投战的最后一例。在这以后，信鸽就等于从人类的正规部队正式永久性退役。也正因为它们的“自由身身份”，才有我们今天如火如荼的民间比赛。在信鸽需要服兵役的时代，越是好鸽子越要充公，民间存有极少，所以说二战以后，民间比赛开始抬头（既然说到这个，杨阿腾的祖先就是些“逃兵”；而咱们国内，最早的信鸽多有俘获日军的军鸽，这样我们的“国血”之祖除了“偷渡客”，就是“战俘”，一笑，当然，这是玩笑话。）

    鸽子若论军功一战要比二战中突出，这是因为它们在那时更有用武之地，表现的机会也更多。但所谓异曲同工之妙，最后都出了一批战斗英雄，还得到了战斗勋章，只是比较可惜，关于它们的后代的流向问题一直未见披露，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不过，说回来这些勋章得主的过人之处和今天纯意义的比赛要求的不一样，它们有的是在海上飞，有的则是在夜间及时飞回目的地，对速度的参合度并不绝对，这是与今天的赛鸽主流不一样的地方，所谓时势造英雄，当然也不能一概而论。

    这也就暴露了，这时代也不是我们要找的“黄金时代”，赛鸽的黄金时代是詹森独霸天下，杨阿腾放笑云间的时代。这倒也是个过度的问题——战争是它们看起来并不直接的开头，不过那时就已经奠定起了氛围。历史上好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一定都有个过渡：看我们的历史，先说周代，若说它的极盛，则要撇开文王和武王，而是第三，四代成王，康王，史称“成康之治”，好到四十年不用刑罚；汉代刘邦也一样，在他手里其实也只是先凸显了氛围，然后到文帝景帝手里政治修明达到了高峰，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文景之治”；再如清朝的“康乾盛世”，也是第二三代时的事情。原因明显不过，偃武修文，从来都是以武力取得政权，得了天下，然后修养生息，过穷日子，但这时候穷也有个盼头。今天好时候我们是赶上了，正因为此，咱们才有这么多人出来围绕着鸽子说话，做事。圣人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就是这个道理，你的一举一动都要受世风的影响，所以生在今天，是我们的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