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叶信鸽活动的兴起

　　有组织的信鸽比赛，始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首先，民间赛鸽活动遍及全国各地，并育成一批优良鸽种。其次，欧美赛鸽活动的信息不断向中国传来，而且还在上海建立西人信鸽组织，并举行正规比赛，成为中国现代信鸽比赛的“催生婆”。

　　1928年由美国赛鸽会会长巴斯固尔和英商买办保恩司、哥伦布、威林乌特等英美侨民，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信鸽会，成为上海西人信鸽俱乐部（简称S.H.C.），当时会员20-30人。这时的赛鸽如同赛马、赛狗一样，优胜者可获得高额奖金，因此，赛鸽活动日益频繁，信鸽水平也不断提高。上海李梅龄、黄钟、周昌善、欧阳惠民、陈其惠和郭子颐等一批知识分子和企业家，通过在国外的亲友，不断地获得世界各国的许多信鸽信息，开阔了眼界。当时上海鸽界养的信鸽品种主要有松江灰、嘉兴灰、紫金砂、流砂和小青猫等中国名鸽，由于长期近亲交配，品种逐渐退化，放到昆仑山（60千米）失去大半，到苏州（87千米）就很难飞回，最远的也只到南京，但从不过长江，而且飞速不快，难以同英国的高鼻瘤赛鸽相匹敌。当时上海西人信鸽俱乐部以“华人的信鸽不够水准”为借口，不吸收华人参加。李梅龄为振兴我国鸽威，决心与洋人信鸽作一番较量，为此作了精心准备。他首先邀请黄钟、周昌善等人一起申请加入上海西人信鸽俱乐部，取得与洋人比赛信鸽的资格。同时，他从德国引进了10羽比利时和德国名系种鸽，有伟奇、固耐、密勒、麻尔、麻尔·阿亨、克伦巴和德国军用鸽等八个品系。他喜欢深雨点留作种鸽，经过四年的精心培育，于1933年的赛飞中初露锋芒。是年，上海西人信鸽俱乐部举行放飞天津（1000千米）比赛，李梅龄的一羽中雨点雌鸽“33SHC759”力压群雄，一举荣获冠军。不久，又有一批上海养鸽者加入鸽会，上海西人信鸽俱乐部已名不符实。后鸽会经改选，推举李梅龄为会长，黄钟为副会长，于1935年将上海西人信鸽俱乐部改明为“上海信鸽会”，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信鸽组织。

　　上海信鸽竞翔运动的蓬勃发展，影响到全国各地，“李梅龄系”和“黄钟系”的育成，对全国各地的信鸽运动提供了物质基础。继上海之后，浙江杭州也是我国信鸽运动起步较早的地区之一。早在20年代末，杭州就有赛鸽活动。当时的民众教育馆官长胡斗文是一位信鸽爱好者，在他的发动下，由陈枝青、朱叔清等人筹建“杭州信鸽研究会”，于1930年2月正式成立，会员由初建时期的30人发展到60人。从1932年开始每年都举办信鸽竞赛活动，训赛沿沪杭铁路转沪宁铁路，途径嘉兴、松江、上海、苏州、无锡、镇江等，终点站是南京。放飞数一般为70羽，最多时超过一百羽。

　　苏州的信鸽运动也受上海的带动，发展较快。30年代上海西人信鸽俱乐部会员徐传俊在苏州建造一座“洋鸽棚”，饲养一批从国外引进的名鸽后裔，首创信鸽比赛。姑苏董吴桐、倪元纳、缪郁周等信鸽饲养者还编译国外养鸽著作，为科学饲养信鸽做了有益的推广工作。到40年代，苏州养鸽者已有二十多户，饲养中外信鸽三百多羽。

　　由于信鸽是可以服役于军队，作为通讯工具，因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一方面敌我双方组织大批军鸽服役于战争，另一方面世界各国的信鸽饲养和比赛活动却陷于瘫痪。我国在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日本侵略者不准民间饲养信鸽，更谈不上组织信鸽比赛。

　　1945年9月，抗日战争宣告胜利，上海的鸽友纷纷重建鸽棚，迅速繁殖信鸽。在夏永齐、丁瑞掅、朱永年、高芝泉和张志清等人的发起下，于1946年元旦成立了“中国胜利信鸽协会”（简称C.V.U.），会员130人。理事长：夏永齐；常务理事：丁瑞掅、张志清、奚葆儒、陈飞鸿、朱永年和赵福兴；理事：何家梁、李绥初、徐可久、蒋正方、孙竹林、高芝泉、孙伯棠和郭培基；监事：李梅龄、黄钟和陈其惠。同时不定期出版会刊《鸽讯》。

　　与此同时，全国各地的信鸽运动蓬勃兴起，有的恢复和重建信鸽组织，有的新建鸽会，信鸽比赛也随之频繁。杭州、武汉、南京、重庆等地，纷纷恢复信鸽比赛，筹建信鸽组织。1946年苏州市信鸽协会成立，会长缪郁周，联络办事地点在宫巷108号，协定订有章程，会员二十多人。1947年春季协会组织第一次比赛，第一站放浒墅关，由近及远，从望亭、硕放、无锡、洛社到常州。但由于国民党挑起内战，社会、经济等条件日益恶化，饲养信鸽都要在警察局登记，且粮价飞涨，迫使一些会员放弃养鸽，信鸽运动一直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之中。
　　　　　　　　  ——节选自《新编信鸽手册》（第三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