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斗蟋蟀，冬怀鸣虫，靌鹰逐兔，挈狗提獾，出身世家的王世襄从小就是顽主。母亲去世后，王世襄认为不能再一味玩闹下去。此后，他加入了营造学社，抗日战争胜利后，他任国民政府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助理代表，经他手追回的文物有260余件。然而这段经历让他在“三反”运动中遭受冲击，1953年，38岁的王世襄被故宫博物院开除。直到20多年前，当时涉足收藏不久的藏家马未都到王世襄家拜访时依然不谈文物这个话题，尽管那时“文革”结束已近10年，“文物这件事伤害过他，他有时不太愿意提。”马未都说。
不谈文物，生活中依然有很多乐趣。马未都还记得王世襄亲自做的几道家常菜，肉丝炒菠菜，烧葱段是他的得意之作。王世襄是京城有名的吃主儿，上世纪60年代，为了吃烤野兔，他用两口铁锅设计做成了一个烤箱。“一个人如连玩都玩不好，还可能把工作干好吗？”这是王世襄生前的一句名言。
在已故书法家启功看来，“世家”所谓的雅玩是摆出身份的标准，居高临下的欣赏。这么说来，同样出身豪门的王世襄玩得不算雅。他玩的，大多数是曾经稀疏平常、现今正在消亡的旧日京华风物。王世襄经常骑几十里的自行车把淘换来的家具运回家，地震时不放心自己的宝物，就钻进紫檀大柜，睡在隔板上，从此有了“柜中人”的雅号；70多岁时他还自己一个人去香山逮蛐蛐；“文革”前的一个夏夜，寄住在王世襄家东屋的画家黄苗子见他穿着破背心、短裤衩，蹲在路灯下向一位抽着烟袋锅的老工人请教种矮竹的方法。
“一虫一器见真情”，已故翻译家杨宪益在一首打油诗中这样说他的这位爱玩的老朋友。王世襄将收集了40年的79件明代家具以市价的十分之一给了上海博物馆，在他的收藏中，有四把一堂的牡丹纹紫檀大椅，按照协议只需捐赠一把即可，但他不想拆散它们，而且四把椅子在他的狭小的住所里也从未按照应有的格式摆出来过，“到上海可以舒舒服服地同时摆出来，那有多好啊！”
而当下，像王世襄一样把生活当作艺术，能玩出名堂的人已经不多了。黄苗子曾说，王世襄这一辈子便宜了家具制造商，所有的仿制者都发了财，倒卖者也发了财。《明式家具珍赏》一书被译成英、德、法文后，中国家具爱好者、收藏者、仿制者几乎人手一册，明式家具被炒起来了，收藏又开始流行了，仿制品、赝品、伪劣品也随之产生。1990年代后，有家具店千方百计找王世襄写招牌，或者到他家来拍照，放大后作为广告。王世襄干脆在家中贴上“请勿照相”的纸条。
这些喧嚣，如今都已经不再重要了。这个冬天，这位95岁的老人驾鹤西去，随着他一同离去的还有“风和日丽的春天，阵雨初霁的盛夏，碧空如洗的清秋，天寒欲雪的冬日”，这些出现在《北京鸽哨》前言中读起来就让人感觉美好的景象，还有鸽子飞过的声音，蛐蛐的鸣叫，这些本来很生动的城市表情，似乎已经变得微不足道了，“现在的东西味道全变了”，王世襄曾这样说。
依旧不变的是王世襄夫妇的爱情。1945年，王世襄从重庆回京，送给袁荃猷的定情信物是一对内盛红豆的红木圆盒，镶嵌在盒盖上的火绘葫芦片，是他亲手绘制的；在他的藏品中，还有一件寻常得不能再寻常的编织提筐，多年来他们夫妇二人用它买菜。“人们的生活水平有高有低，但生活情趣却不一定和生活水平成正比例。懂得并讲究生活情趣的人，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很自然地形成自己的生活方式，乐在其中。”已故画家郁风曾在一篇文章中这样说。
王世襄先生生平：
王世襄（1914-2009)，1914年5月25日出生，北京市人，九三学社社员。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研究院，获硕士学位。1943年冬，赴川西李庄任中国营造学社助理研究员，学习中国古代建筑学。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驻平津区办事处助理代表，清理追还抗战时期被敌伪劫夺之文物，累计追还、征购数批文物计2000余件。1946年底任中国驻日本代表团第四组专员，负责调查交涉归还文物事宜，追还被劫夺的原中央图书馆所藏善本图书106箱，并由日本横滨押运到上海。后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及编纂，1948年6月曾被派赴美国、加拿大考察博物馆一年，期满后拒绝了弗利尔美术馆、匹兹堡大学的聘请，返回故宫任原职。新中国成立后任故宫陈列部主任，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一年。“三反”运动中，被列为重点审查对象，后经查明无问题开释。1953年开始在民族音乐研究所工作，从事有关音乐史方面的研究。1957年的反右运动中被错划为右派，1962年“摘帽”后调回国家文物局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1969年10月被下放湖北咸宁文化部干校劳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获彻底平反，历任国家文物局文物博物馆研究所（后改为文物保护科学技术研究所、古文献研究所、中国文物研究所）副研究员和研究员。1991年7月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4年5月退休。1994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曾任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第六、七届全国政协委员。2009年11月28日9时25分，王老因病去世，享年9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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