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剑、米星在中鸽协南京会议上的发言，引起全国广泛关注。其中也有甘忠荣、胡长根还有江渔几位老师（以下简称甘胡江），但甘、胡、江的观念和观点偏离了全国广大会员利益的根本立场。
一、从几位老师的各篇文章中，中鸽协为中国鸽界代表或领导的观点是基本一致的。对黄、米在中鸽协组织的会议上发言，你们认为是不妥，甚至认为是违法或有预谋和危言耸听。
黄剑和米星在会议上发言的过程，相信中鸽协这次会议的所有与会者都非常清楚，其要求反映情况的请求在情理之中。如果按甘、胡、江所说是扰乱会议进程，谢炳和杨树刚等领导一定不会准许安排在会议最后进行。再有，如果像你们说是违法，大会组委会完全有条件请求公安介入，事实没有这样的结果。中鸽协是全国赛鸽组织的代表，它的声音应该是全体会员主流声音的反映，会员要求反映情况，无论通过怎样的渠道表示自己的意见，完全符合中鸽协的组织章程。依此，才会有了允许黄、米在会上讲话的过程。
我们的社会经过改革开放，各级党政机关均进行了大规模的适应性改革，其决策过程中发挥了高度的民主性，这是前所未有的开明和进步。中鸽协是会员自己的组织，会员话语权在中鸽协《章程》明确允许。会员对赛鸽界存在的问题提出情况反映，绝不是黄剑和米星这次才提出来，已经反复多次的反映。黄和米通过这样的环境，再一次唤起中鸽协领导和更多鸽人的重视和警觉，说明情况的严重性。这样的声音代表了全国广大会员的要求，也应该是中鸽协疾呼呐喊的内容。而甘、胡、江则认为是扰乱会议和违法，甘、胡、江把中鸽协和会员关系对立起来考虑事情，明显是狭隘的封建观念和小农意识在作怪，丧失了作为中鸽协会员的基本立场。
二、从全国公棚发展状况和操作问题的统计看，黄、米所述情况基本属实，其要求是合理的。对于引用国外词语和高唱危歌，甘、胡、江给予了鄙视的评论，并冠以危言耸听和不符属实之说。
2010年初，中鸽协谢炳副主席主持制定并发布了《中国信鸽公棚竞赛管理暂行规定》，用以规范公棚赛的举办和操作行为。但各公棚无法接受其高昂的监管费而纷纷拒绝执行，以致该规定如同一纸空文。中国赛鸽进入21世纪后，公棚赛迅猛发展。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棚管理与中鸽协对公棚管理发生碰撞时，产生了一系列乱象。2010年北京李捷案件，北京鸽协认为属于体育仲裁，法院在受理后又以不归其分属管辖不了了之。鸽友们还记得甘忠荣法官，当时做了很多评论。2010年末中鸽协与飙友公棚的声明过程，也让人匪夷所思。那么，各级鸽协与公棚究竟怎样的一种关系，是上下级领导关系，还是服务被服务关系？是不是鸽协对赛鸽活动可管可不管？以2010年北京为例，50家公棚只有2家被监管。飙友直接由中鸽协进行世锦选拔赛监管，最终彼此为责任扯皮，加之全国公棚发生一系列的非正规操作行为。这让全国30多万会员，对公棚赛产生了前所未有的迷茫。
作为会员的黄剑和米星，对大致统计进行反映，其通过北京的公棚现状反映存在的问题，是合理的一种叙述。如果不是危机，怎么会出现中鸽协一个规定，却有96%的公棚不去执行的怪象？鸽协除了放弃管理任其自由组织比赛，没有其它方式介入吗？公棚在比赛实施过程中，究竟怎样进行监督，鸽协成为软性管理，怎样寻求硬性管理途径？对公棚乱象产生的影响和前景发出危机呼喊，是鸽友正常的提醒。其中类似国歌的“最危险的时候”和引用国外名人的语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这恰恰反应了全国会员的担心和期望，根本不是危言耸听，非常切合实际。黄和米反映的问题，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中国面前赛鸽乱象和危险性，怎么能够和攻击挂上钩呢？我们有理由相信，中鸽协和各级鸽协都非常清楚赛鸽目前的情况，没有什么夸大，甚至黄所统计反映的情况，还不足以说明全国更坏的趋势。作为会员对鸽界组织最高代表的中鸽协呼吁和呐喊，应该是最合适的场合和对象。总不能让30多万的会员推举出别的什么代表，直接找各级政府说话去吧，如果那样才是不安定的行为呐。
从几位文章中可以看到，你们也希望中鸽协建立并且打通沟通渠道，加紧亟待解决公棚赛的正规问题。正像甘法官所说“开通地方协会会员与中国信鸽协会联系的渠道，并有人负责日常事宜、关注社情民意”。中国赛鸽市场是走有序法制管理的发展道路，还是无序放任自由的发展，这是大家共同肯定和关注的发展大问题。因此，黄建和米星的呐喊恰到好处，中鸽协应该理性的认识到问题的危机性和亟待解决的必要性。避免像甘、胡、江这样与会员对立方式看问题，我们相信中鸽协能够实事求是把握赛鸽的本质发展方向，为促进中国赛鸽健康发展寻求到更加有效的管理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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