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的情怀

——致张顺奎老先生的一封公开信

顺奎老先生：

    您好！

    我是一个69年带着鸽子去云南插队的六七届上海老知青。虽然此身屡遭罹难坎坷，养鸽断断续续，但对鸽子的挚爱和研究却有着一生不灭的情怀。现在退休回原籍，闲下来则在网上建了一个自己的专栏，只是想说说鸽子，也许这就是对信鸽这个令人着迷的尤物依然恋恋不舍的原因吧。

    有意在网上拜读了你的专栏文章，感触很深。你们“老二代”前辈在文革中对中国的信鸽事业起着承上启下作用，是功不可没的。你们在危难中保护和发扬光大了我国的信鸽事业，你们的这种精神始终激励、感动着我至今。

    先生，你是个十分谦虚的人。我是早年通过你的云南挚友了解到你，但你并不认识我。看了你的专栏，我感动的同时也深感遗憾。在这里我想为您，不！是为中国的信鸽史，为我们上海的信鸽事业，你和老一辈曾经所作的贡献，说几句真实感言。

    你在专栏里发表的所有文章，唯一让我感到意外和遗憾的是，没有一篇提及当年云南军鸽与上海渊源的这段真实历史，这一定是你谦虚的原因。你当时作为上海信鸽协会的领导，积极支援石宝铨、陈文广率领云南军鸽队在上海进行军用鸽征招工作，是功不可没的。

    这批征招的“信鸽兵”，对后来云南军鸽和民鸽的发展，都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云南之所以能在七十年代末就成为赛鸽大省，究其渊源，是和这段信鸽征兵史是分不开的。云南军用鸽在300公里以内高原山地集训全归，靠它们的血统。云南信鸽突破千公里也靠它们的血统。当年你的十一条、毛脚雌、汪老的西安冠军、秀龙的西宁九名、丁陪新的飞轮，还有白砂雌、三五雄、马鞍山雄等等一大批上海当年优秀种鸽，在80年以后频繁的机会里，无论在军鸽队和民间的，我几乎对它们全有过深度接触，印象颇深。它们的后代在民间有梅金昌的武汉冠军、石宝铨的长沙冠军，以及您的十一条后代（种鸽石宝铨支援）在云南烟草之乡玉溪也飞出了长沙。

    在军鸽队，记得80年放12只上海，有一只深雨点砂眼雌，伯马飞回昆明关上军鸽场，这只鸽子的归巢真实性在民间至今一直众说纷纭。当年我第一次在昆明军鸽队举办的信鸽展览中曾见过这羽鸽子，后来又在一次参观军鸽场时也上过手。陈文广先生是个很好客的军人，当听到身边一起长大的至亲鸽友（我的已故挚友）向他介绍，我是个在云南工作的上海鸽友时，就额外客气，请我们吃了饭，同时让我得到了上手上海鸽这个特殊待遇。我从小喜欢专于研究信鸽种性，尤其在文革那个特殊年代，给了我机会，对上海老一辈优秀种鸽的了解，至今仍有过目不忘的记忆。说句老实话，我认为那只鸽子是真的！我也赞成这样猜测：它极可能就是你老太原血统里的深雨点李种（也许是十一条血统），和蔡老先生当年推荐征兵的一只多次放过1000公里记录的砂眼吴淞雌的直子。社会上虽然有不同说法，然凭我个人经验却还是这么认为。

    我其实很理解云南军鸽队，我认为作为培养军鸽，陈文广的贡献是很大的。他用上海的优秀品系，和适应云南高原山地飞行的高原种系杂交，育出了一代500公里以内（特别是300公里）极其稳定、不怕风雨，又能与人亲和、听人指挥的新鸽兵，改良了老高原品系，提高了它们的距离和速度档次，对当年部队军鸽在战时适用上的好处也是无可非议的。听说他为此曾得到过部队嘉奖，我想也是理所当然的。

    我也很理解广大鸽友在以后30年，竟然再没有第二羽从上海飞回云南的困惑。这需要我们的突破，就像八十年代从长沙飞回第一只9名红绛，打破了红绛在云南不可能从千公里飞回的断言，而且它就是一只八五年从上海引进的孟源红绛直子。

    从历史的客观角度看，当年云南部队在上海征鸽，没有陈文广主动向上级打报告不行，没有您领导的上海信鸽协会的大力支持也不行。在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年代中，由于信鸽的国家征用，使我们很多老一辈的养鸽家，在那个浩劫的年代里终止了吴桂桢的鸽棚悲剧，得到了名正言顺的保护。这一点您老当年领导的上海鸽协也是作出贡献的，我们都不应忘记那段历史。

    有人曾建议我写当年上海种鸽从军云南军鸽队的故事，我想只有您才有资格写这样的文章，因为你和那些上海老一辈养鸽家才是那个时代的当事人、见证人。想当年，你来昆明考察军鸽，和云南朋友一起游览昆明西山，讨论传授养鸽经验，那可真是一幕很难忘的轶事……

    由衷的希望您老，能为我们广大鸽友揭开这光荣的一幕历史。

    最后祝您老身体健康，快乐长寿。

    虞海明拜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