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何时，养鸽子与玩物丧志联系在了一起，似乎并未见圈外人这样形容养鸽者，倒是我们自己好将“玩物丧志”这顶帽子拿来戴一戴，既深陷其中却又鄙视自己，由此“斑”可窥传统文化心理之“豹”。

国人之志本薄弱可知，丧之不足惜，不丧亦亡能为也。

民国名家林语堂先生在一篇论及玩物丧志的随笔中这样一针见血指出。他又写道：

孔子好歌好和，好鼓瑟，好射，好乐，不删《郑风》、《陈风》，不删《关雎》、《桑中》诸章，《学而》第一章，即以读书为乐事，《论语》到处“不亦乐乎”，“不亦悦乎”。盖孔子洞澈人情，只求中和，不以玩为非，尚不失为健全的人生观。

中国人不大踢球，而独好山水花鸟。山水花鸟，即中国之所谓玩。中国人看见成年人在球场上抢一只球，总以为可笑，踢球之姿势，七颠八倒，亦有伤大雅，君子所不为。惟在初夏晴日，趁夕阳西下，沿堤散步，看柳浪，闻莺声，赏荷花，观池鱼，或观农夫耘草，乃以为成年人之玩。……然中国人生活苦闷，得以不至神经变态，全靠此一点游乐雅趣。西人评中国文化，最称赞奇异者，即在不堪其忧之中，穷人仍然识得安乐：小市民在傍晚持鸟笼在街上谈天，江北车夫在茅屋之外，种一二盆花草。盖中国人亡宗教，其所以得性灵之慰安者，专在自然之欣赏。此一半系中国诗文的遗赐，使常人亦识得鸟语花香之趣。

不愧为民国大家，语堂先生观察之透彻，笔法之精湛，似已“新解”在前，无需我再多言。在此，仅举身边一例，以供佐证。各位看客看后如果能够留下些许思考，乃是本文的用意所在。

我曾经认识一位鸽友，他也是我儿时的玩伴，已有几年没来往，前不久突闻他去世了，起因是喝酒后仰面倒地，摔着后脑而亡。另闻他原先患有肺癌的妻子，其肺癌已转移成脑癌。这位鸽友比我大两岁，在知天命之年撒手人寰了。

记得我和他的最后一次交往已是两三年前的事，那时的他已不养鸽子，其因是有着和睦家庭的他要照顾患有肺癌的爱妻，已无心再照顾鸽子了。此前，他就已把鸽子托付给与他的鸽舍合二为一，也是他同事的另一位鸽友。

就是这样一位让我羡慕的有着和睦家庭和稳定工作的鸽友，却在抛开鸽子“羁绊”之后的两三年，非但没有因自己的全力照顾使爱妻的病症有所好转，反而将自己的命也搭了进去，死在了宁可舍去鸽子也舍不去的酒上，成了真正的酒鬼。一个原本活脱的生命，没因病痛折磨而逝，却在无酒不欢的醉醺中而亡，悲乎？喜乎？

生命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太“轻”、太“重”都让它难以承受。我在为这位鸽友的飘然而逝唏嘘不已的同时，也愈是感到生之不易，命之无常。有时候，我真的感到生命不是我们想珍惜就能珍惜的，而命运也不是我们想把握就能把握的。人生难道真的存在定数？

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也忽现在我的面前：人生的意义是什么？

我在想：这位曾经的鸽友如果还在养鸽子，会不会不至于这么早就离开人世？因为养鸽子占用时间，至少会让他少喝点酒……如果他的身边多一些益友，少一些“酒友”，又会怎样？如果他能多一些对人生的追求而不仅仅满足于喝酒交友，又会怎样？如果他在奔向知天命之年的路上，多一些对生命的了悟和信仰的坚守，又会怎样？如果让他再活一次，他又会做何选择？

但假设终归是假设，因为人生只有单行道，没有假设的可能和重新选择的机会。或许，对此只能用一个字解释：命。

玩物是不是就一定丧志，不玩物是不是就一定不丧志，二者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联系，似乎要因人而异。或如语堂先生开篇所指，“国人之志本薄弱可知，丧之不足惜，不丧亦亡能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