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在肉鸽身上发现的H7N9病毒，却要让同门不同宗的信鸽为此付出代价，不仅禁赛、禁飞，而且还要大开杀戒，威逼鸽主手“刃”其鸽，逼迫者乃小区居委会，被逼者乃外地养鸽人，此事就发生在中国信鸽发祥地的上海。
或许，我们鸽友视如己出的“孩子”——鸽子，在这些威逼者眼里，只不过是一团毛包裹着的肉，杀了可以吃肉，什么生命不生命的，都没有他们的命重要。
起初看到这条新闻，我先是为那些无辜逝去的生命而痛心，接着就是替原本应该是这些生命的保护者——鸽主而气愤：既然没有能力保护它，又何必养它呢？这不是作孽吗？太软弱了！当胸中的怒气慢慢消散之后，我又面对这件事并把它放在当前形势的大背景下作一思考：在看似小小的鸽子身上，其实折射出的是我们当前恶劣的社会生态：淡薄的生命意识、人权的缺失、法治的缺位和运动式思维的阴魂不散。看看那些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强拆血案以及一个个为了家园而自焚的生命，再联系鸽界“如临大敌”的乱势，或许不难找到这一思考的注脚。
无疑，鸽友成为祸起萧墙的埋单者，鸽子成为了牺牲品，而那些“主管部门”则可以高高挂起，只管挥舞大棒就是了。
社会管理应该是双向度的，政府和公民通过上下互动、合作、协商来解决问题,但作为社会管理部门的鸽协，在此次禽流感事件中，仍在用一元的管理来治理趋向多元的社会，即以一纸红头文件来“回应”鸽友的诉求。虽然生活在市场经济环境中，但其思维模式仍旧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
有时候，不作为和乱作为之间是可以画等号的。
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已经进入深水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问题，政府部门适应、监管和服务市场的能力问题，如今看来，仍有审视与反思的必要。
在法治荡然无存之下，那位被逼无奈而杀鸽的非当地会员的外地鸽主，固然是失去了权利和尊严支撑根基的弱势群体，但换个角度看，那些逼迫这位鸽主杀鸽的小区居委会人员和联防队员，也只是相对的强势群体，他们的人身自由、生命安全等其实也和对方一样，在同样的几率下可能遭到侵犯，同样没有保障。所以，要么是所有人得到平等保护的法治，要么是没有法治。当法治不能保护每一个人之时，实际上它谁也保护不了。
我们的前任政府总理温家宝曾经有言：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但要让这句话的价值真正体现在人民生活当中，可能不会一蹴而就，而是需要历届中央甚至地方政府作出真诚而艰苦的长期努力，而不是许诺给人民一张永远兑现不了的“空头支票”。
鲁迅先生曾说，长歌当哭，是在痛定之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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