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7年，已27岁老大不小的我才开始正儿八经涉足信鸽活动。但我与鸽子的渊源却远在这之前。

    打我朦胧记事时起，鸽子这冤家儿就出现在我童稚的眼里，印在我幼小的心灵上。那时我的家住在汉口江汉路花楼街附近小朱巷的一栋三层楼二楼里。三楼仅有楼房前后纵深度的一半，在房子的后部建有一个亭子间，里面住着一位姓罗，大人们叫他哲哲的叔叔和他的妻子与儿子。一楼是一位姓章的伯伯和他的妻子与几个孩子。我对楼上楼下大人的称呼可谓别具一格，叫他们为楼上爸爸、妈妈，楼下爸爸、妈妈。

    楼上爸爸是像我现在一样的一位鸽迷，在楼上小房的窗外墙上挂着一横排竹木结构的鸽笼，笼里养着一群非常美丽的瓦灰、芦花（雨点）鸽。我和我的祖母住在二楼后面的亭子间里，正好在鸽笼之下。我常常在自家窗户里看到楼上的鸽子飞到对面三层楼顶上嬉戏、玩耍。特别是在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那些长着又白又大鼻子的公鸽隆鼓起颈脖，一边高吭地鸣唱着“咕噜---咕”的进行曲，一面随着节奏翩翩起舞追逐母鸽时，头颈上的毛忽而紫灿灿的，忽而绿茵茵的，变幻莫测，使之每时每刻让人看来都新鲜，百看不厌。我常常是好几个时辰葡伏在二楼的窗台上，兴趣盎然地欣赏在两栋楼房间飞来飞去，千姿百态的鸽子，直到被祖母叫唤或训斥着怏怏离开窗口。

    我的祖母却十分讨厌鸽子，说早上天没亮就被鸽子像“哒痨命”一样吵醒；每天断不了一些毛衣衣漂落进我家窗口，每年有段时间还会有大毛片不断掉到屋子里来；平日里，偶尔也有一砣两砣鸽屎拉到我们的窗台上。每当这时， 我的祖母就会一面清除掉这些污秽之物，一面毫不收敛地操着浓厚的宁波腔口舌不停的唠叨、诅咒。楼上的人想必也听到了这有意传送上去的警告，但总是静悄悄的，没有半丝儿反应。

    文化大革命初期，记得街面上闹腾得最凶的一阵子过去后，武汉着实出现了一阵养鸽热。我常常上楼去与楼上爸爸的儿子兵兵玩耍，这段时间发现楼上窜门谈鸽子，交涉鸽事的人增多了，什么桃砂眼微、金眼、鸳鸯眼等识鸽概念，逐渐涌入我还是孩提时代的脑海。还有鼻瘤越大越好，里面导航的磁场越强的说法，甚至影响到我初养鸽子时好长一段时间的择鸽观念。还有什么用毛主席纪念像章换鸽子，谁个抢了几顶军帽换上几只“八一”军鸽的故事也出自一些年轻侃鸽者之口。

    记得大概是1968年左右的光景，我一位住在小朱巷后院（我们称那为“后头院子”），经常一起打珠子（玩弹子球），“搭撇撇”（赌纸折片）的大名已记不确切，小名叫“四”的同学，于某日上午逃学后与几个大一些的伢们在后院口一家养鸽人的楼上偷鸽子，不慎从四层楼的窗子上摔了下来，头撞在地下一个水泥池子上，夭折了幼小的生命。现在我自己成为一名信鸽爱好者，想起这位幼时同学来倍感悲伤。八九岁的小孩产生了养鸽兴趣，口袋里拿不出分文买鸽子，在其他玩劣少年的邀约下,幼稚的童心萌生了这种愚蠢的念头与行动，因而酿成这千古遗恨，实在可悲可怜可惜可叹。

    后来,武汉市把养鸽作为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列入了遭禁的封、资、修之列，楼上爸爸挂在窗外的鸽笼取了下来，鸽子也不知转移到了哪里。但他的鸽友还是经常来窜门，有时还看到有人上楼时忽从袖管里掏出了鸽子。

    1969年底的某段时间，我们花楼街一带好多人畏惧的一名姓金的户籍警出现在我们小朱巷3号，但在文革期间改为团结巷44号的楼道上。这位整日穿着军装，操着长长湖北黄冈浠水音调的派出所军代表是接到举报冲着楼上爸爸的鸽子来的。几次扑空后，有一次果然在那不足10平方米房间的隐蔽处搜到了鸽子。于是楼上爸爸便不可避免惹上了很大的麻烦。

    这次事情后，已开始读小学三年级的我感到我们家与楼上的关系出现了紧张局面。原来楼上爸爸怀疑他东窗事发是我们家有人向成天在巷子前后转悠的金户籍警打了小报告，而我们家大人们却一直矢口否认有告密之事。看来，文革把这小朱巷改为团结巷反而更加深了人与人之间的隔膜。

    我们楼上楼下的小孩之间还是照常来往着。有一次，我无意中向楼上爸爸、妈妈透露了小朱巷巷头一位姓周的汽车司机托我父亲帮助他儿子下放的农村买电线的事情。当时铜质电线是国家控制得很紧的物资，因我父亲是在单位里很有影响的电工，暗中通过一定的关系为周家解决了这个问题。不久，我父亲的这件事情被揭露了出来，并作为一个严重的错误受到了组织查处。

    1970年备战备荒的气氛十分浓烈，似乎随时有与当时被称作苏修的苏联打仗似的，我父母为摆脱挨批受整的窘境，自己主动找关系调往了地处鄂南山区，同时也有一些三线企业开始迁往这里的崇阳县城。如其说是寻找避免当时似乎马上就要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不如说是想逃避那处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人与人之间的无端仇视与斗争。

    尽管自我安慰找到了一个能逃避意念中的那场战争的蔽身之所，但身处偏避山区的小县城毕竟与在大城市里的感受大不相同。对此，我的祖母特别耿耿于怀。我读中学时，有一次到一位同学家玩，这位同学是随其父母隶属化工部第十三化件司的仪表制造企业从山西太原来崇阳的，父母也是浙江人，我们以浙江老乡相称。他家养的几只被武汉人叫作半头红的绛鸽勾起了我对童年时喜爱鸽子的回忆。于是，我带上自己的一点零花钱，托一位熟识的同学带路，找到住在县城里养鸽的一操江北洪湖口音的回族老汉，以“熟人熟事一块二”的价钱买了一对刚长满羽毛的花色幼鸽。

    当我把鸽子带回家，我的祖母见到鸽子眼睛瞪得像铜铃似的溜圆，完全可以用咆哮来形容她暴怒的情形。不由分说，她抓起一只小鸽子狠狠地掼在地上，鸽子像被马路上被汽车轮子轧过的鸡子一样，扇动着一边翅膀，死在血泊下。我从未见过祖母像这样愤怒，像这样凶狠。自然，我的鸽子是养不成了。这件事平息后，我祖母对此也作过一番解释：第一、养鸽子不安全，小孩子家养鸽成天爬楼梯，上楼阁不小心摔伤致残不堪设想，而且我在武汉时已有同学因鸽子丧命了；第二、鸽子对我们家庭而言并非吉祥之物，我家从宁波到上海，到武汉，都是有大世面的地方，结果下放到山区乡巷头，也缘由于鸽子所累。此外，还有玩物丧志，影响读书学习等理由不足而论。

    1987年，已经成家的我住进了单位分配的套间楼房，有一次赴一位同事家吃饭，谈到他家的鸽子，他便送了两只小鸽子给我，我随便在阳台上放上一口木箱，便让两只小土鸽在阳台上安了家。后来与县里几位养信鸽的鸽友接触，特别是阅读了一些鸽书鸽刊后，便迷恋上了信鸽。并借出差之机，约上有门路的鸽友，到武汉的亲戚朋友家引进了一些有赛绩的信鸽。

    这时我的祖母仍反对我养鸽，但已无法制止我的行为，因而只能对我进行一些指责与挖苦。什么读了大学的年轻人不一门心思搞工作，求上进，像旧社会的小开那样养鸟，玩白鸽没有出等等；当我在训放鸽子时损失了鸽子的情况传到她那儿，她就会讥笑我“放了白鸽”。

    不过老人再玩固，当事情的结果不像他们预想的那样坏，相反能得到社会肯定的时候，他们也就没有话说了。当我在参加信鸽比赛中捧回一本本证书，一面面旗子，还有不少的文字出现在国内的信鸽书刊上时，老祖母似乎感到养鸽并非她脑子里所想象的那样受社会唾弃，而影响年轻人长进，反倒会给人带来看得见、摸得着的荣誉。特别是在这以后的几年里，我在单位里入党、提干，使她老人家对鸽子的敌视态度逐渐消失。

    在工作单位上，也曾有领导和同事认为我养鸽子耽误工作，后来我牵头抓管的县人民银行几项工作一年一步台阶，连年在全咸宁地区几个县市名列第一，也使这些同志改变了看法。1991年底，咸宁人民银行系统对1989年至1991年间几位文字成果较多的同志举行宣传报道、信息反映、调查研究、业余文艺创作等成果巡回展，在我数十篇省级以上经济、金融与社会各类刊物发表的文字成果中，有22篇信鸽文章参加了展览。在专业文章里，有《金融时报》征文获奖作品；在信鸽文章里，也有一篇在《中华信鸽》杂志上谈“信鸽与信贷”有机联系的文章被湖北省人民银行评为优秀作品。看来只要抱着积极的人生观对待工作，对待业余爱好，两者间不仅没有矛盾，而且能相辅相成，相得益彰。

    我的祖母已于多年前在消除了对鸽子积怨的心境下去世了。我常在品味着此生与鸽结缘,信鸽既曾给我带来丝丝酸楚与苦涩的回忆,现如今又给我生活带来无比甜美与快乐的滋味时，我心里常会暗自惴想，当年那位把天使般鸽子带进我心灵的楼下爸爸现还在养鸽吗？经历了不堪回首的人世沧桑，作为今天的养鸽人，其处境与心境自然再不可能像过去那样艰难和压抑了。在此，作为一名始终祈盼我们的社会更加平和、宽容、和谐的养鸽人，我默默地恭祝这位养鸽前辈身体健康，鸽事亨通，幸福美满。
                      2005/3/16

    ( 下文：《赛鸽：我事业旅途新起点?----信鸽给我带来了什么(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