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超长距离的比赛是害鸽害己的祸水之事”?

　　很诧异看到上面题目的这篇文章《搞超长距离的比赛是害鸽害己的祸水之事》。

　　一个外国人以这样的题目，在国内发表文章而没有受到任何非难，还有资格说“由于国情的原因，批驳之路很不顺畅”，要“彻底截止信鸽超长距离（1200公里以上）比赛的流毒可谓任重道远”，还抱怨“遭到了一些既得利益信鸽协会，和超长距离派人士的攻击和曲解”。

　　这个逻辑的荒唐，就在于一个以消灭对方为目的的人，抱怨对方“曲解”和“攻击”了自己。以这样的逻辑，面对具有近百年历史的中国信鸽和30万之众的中国赛鸽界，你的心理底线就没有不安？

　　想请问，用这样的口吻在荷兰报刊上发表文章，评论荷兰鸽协和他们的信鸽是否会被容忍？

　　1、“超长距离信鸽比赛实际上是对信鸽的摧残”在西方早已成为共识了吗？

　　这是不需要反驳的伪命题。因为在今年就有介绍巴塞罗那信鸽大赛中，分区赛接近2000公里的超远程信鸽比赛的新闻。另外也是最主要的一点，即使西方没有的，中国为什么就一定不能有？

　　超长距离赛鸽产生的年代，信鸽放飞完全是民间自发的，以至于进棚看鸽礼数繁杂，交鸽递鸽都有手型，交接两清都有交代。这些看似简单的礼节与规矩，其实是移植于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百年的民间观赏鸽的比赛规程。中国超长距离赛鸽，并不只有看得见的2000公里以上赛程，更多的是一种传统的，属于庶民阶层的草根文化。

　　而最早的章程，还有私卖鸽子要受处理的条款，这和当时做买卖会被当做“投机倒把”的社会环境有关。老先生往往以“我不卖鸽”为荣。后来虽然可以买卖信鸽，但极少有人以此作为谋生手段，更不会像今天这样，公棚大赛动辄奖金百万，又谈何“潜在的诱惑”，“思潮的演变”?

　　可以说从一开始中国赛鸽家就没有把赛鸽当成一种产业，当成一种商品，甚至是异变成一种博彩工具，这是中国超长距离赛鸽与作者提倡的西方赛鸽根本的不同。如同中国文化其它领域所注重的，中国人养赛鸽是为了陶冶情操，怡情养性，是为了与生命交流以及一点小小的成功的荣誉感，这一点中国人有足够的资格做老师。

　　当时没有条件用汽车短途训放信鸽。从上海到新疆是一条几千公里的大动脉铁路，从东到西贯穿中国最长的国土距离。为什么不是黑龙江、包头？答案很简单，方便。租火车皮钱虽不多，但当时火车皮属于战备物资，要有计划地调度，开始靠鸽友找关系，后来靠体委开证明。司放员就跟车在车皮里住，坐闷罐车4到5天，中途碰上列车重新编组甚至6天7天。这么困难的组织工作，放一次不容易，信鸽也就随着鸽友的兴趣一站一站地越放越远了。而3000公里的放飞距离，经历了近40年的不断实践，是在多年2000公里放飞的已经成熟的基础上才开始的。超远程赛鸽，绝不是哪个个人主观想法的产物，与什么“科学主义”也毫不相干。

　　老子说“道之为物”，意思是所有的社会发展的规律，都是建立在客观物质存在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超远程赛鸽，也正因为遵循了“道法自然，适者生存”这个规律，才得以产生、发展、壮大。如果缺少了这些看起来可能纯粹偶然的客观条件，能不能产生超长距离的信鸽真的很难说。

　　是先有超长距离赛鸽和成熟赛制后，才有全国性的信鸽组织的。正因如此，民间信鸽运动的自发性、群众性、自我管理和繁荣的程度，即使今天都难以想象。信鸽赛事在那个年代，也是为数极少的没有沾染政治运动的领域，中国超远程信鸽，就是在全国那么多默默无闻的信鸽爱好者中，通过一代一代乐此不疲的无私付出，创造出来的。

　　庄子说：“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拘于虚也；夏虫不可以语于冰者，笃于时也。”这说明空间和时间对于事物发展的重要意义。科学性就在于适应不同目的、对象和时空限制的环境。今天人们放虎归山试图恢复它们的野性，这是人类对动物野性经过长时间实践的重新认识，也就是哲学“否定之否定”的“因而仿佛是回到出发点（肯定）的运动”。南橘北枳，物竞天择，超长距离信鸽的出现，难道不是信鸽从国外到国内，从野生到驯化，再到适应中国环境，恢复原生态野生的部分能力的回归吗？“害鸽害己”、“祸水之事”又从何谈起？

　　说“造成信鸽飞行速度的大倒退，很快形成了中国快速赛鸽资源枯竭”这是无中生有，而所谓“晚熟”也言过其实。我见过最年轻的2000公里获奖鸽只有6个月大，而一只赛鸽可参赛多年，多次放飞2000公里并不鲜见。而“内脏受伤”的说法就更是一种误解，能够回来的鸽子并不是单靠体力，靠的是野外生存能力，靠智力，笨鸽子是飞不回来的。

　　因为放飞是有意识地选择在割麦以后，地里不缺粮食。虽然归巣鸽因为多日在野外风餐露宿，羽毛已经枯黄，但绝大多数归巢鸽，并没有出现短距离冲刺后力竭的状况。超长距离归巢鸽一上手，就会有那种不凡的，只有飞过长距离才特有的圆融温和。它们紧凑而上浮，有力而健壮，尤其眼睛透着一种只有曾经沧海才会有的鹰眼一般通透明亮的光泽，也就是民间所说的“起釉”，“釉水”是鸽眼鉴别重要的一项指标。超长距离信鸽放飞后犹如脱胎换骨，精干机敏，任何时候都显露出不凡的淡定和威严。照着鸽眼图谱按图索骥，是看不懂超长距离赛鸽鸽眼的奥秘的，它是动态的、变化的。有经验的养鸽人可以根据鸽眼的变化来评估赛鸽的健康状态，评估放飞的成功率，而且根本就不需要什么放大镜。

　　今天中国超长距离赛鸽在外国信鸽的冲击下出现赛制减少，种群流失，品系稳定性稀释，归巢率下降。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挽救国血”，但并没有人否定外国赛鸽啊！这怎么就是“非正常的心态”、“现代迷信”了呢？因此就要“搞超长距离的比赛是害鸽害己的祸水之事，故要彻底截止信鸽超长距离（1200公里以上）比赛的流毒”了？

　　说“初步正常化”是从“大量引进比利时、荷兰飞翔速度快的鸽种”开始的。这使人想到外国赛鸽的最新报价——一只一岁博尔特赛鸽被中国鸽友以31万欧元（245万人民币）拍得，难怪只承认“公棚鸽”、“特比环”，让人不禁要问，既得利益者究竟是谁？

　　2、“所谓科学赛制，实质上就是可怕的科学主义作祟使然”是什么意思？

　　“科学主义是他称，很少有人自称。”如果按照语法角度，自称为动词，比如“老王自称是教授”。除了动词名词化以外，动词是不能作为主语的，而“他称”作为汉语就更不规范了，因而“自称”的“科学主义”根本就是一个读不通的病句。

　　所谓“自称”无论怎么说，都是带有“贬义”成分。如果按写作的角度，勉强可以把“自称”相对于第一人称“我”。“他称”相对于第三人称“他”，写小说、回忆录之类尚可，但作为“科学主义”的研究对象，“人”包含了“你、我、他”的社会关系。韦伯斯特原文“对于包括人和动物在内的，所有学科同样适用并且不可或缺”，也就包括了“自称”我。所以“科学主义”的研究对象，既不是单独的“他称”，也不是“自称”，而一个“自称”的“科学主义”会有多少可信的成分呢？

　　希腊哲学家的“人是万物的尺度”，原文是用哲学方法论，解释主观对于客观世界认识的问题。而这里的“人”，包含了古往今来、古今中外所有人类，是抽象的“普遍概念”。在这个“人”中，既包括“你”，也包括“我”，还包括“他”，而这个“他”既指荷兰养鸽家，也包括詹森、中国的李梅龄、汪顺兴，以及无数为赛鸽运动做出贡献的人，而“他们”具有和“你”、“我”一样平等的发言权。“他称”、“自称”作为“单独概念”都不够资格作为“人是万物的尺度”的“人”的本体，说“科学主义是他称，很少有人自称”，“自称”“是万物的尺度”，那么“我是万物的尺度”吗？

　　这篇文章逻辑概念混乱，在哲学范畴与逻辑概念之间胡乱嫁接，偷换概念。作者连韦伯斯特的“原版”都没有弄懂，除了粗鲁无礼的“偏执”，这还真有点侮辱中国人的智商了，他真应该先普及科学知识，再来反对“科学主义”。

　　而且，这个“科学主义”能是中国超远程信鸽，以及制定超远程赛鸽计划的理论根据来源的“原版”吗？我不是体制内人，不了解内情，但我很怀疑这种可能性。

　　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人不能两次踏入同一条河流。”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中国古代就有南橘北枳的故事，中国超长距离信鸽的各项特征，是从2000公里以上距离的赛制筛选出来的，它必定有一套适合中国这个环境特征和特定时代特征的进化过程，它们注定具有不同于荷兰“赛鸽真正的体能”的自成一体的科学评价体系。而短距离赛鸽和超长距离赛鸽两者在科学性上具有平等的价值，就像你不能在短跑和马拉松之间决定优劣取舍一样。

　　据台湾养鸽家周廷模先生引用的《鸽谱》记载，“中国蓝鸽曾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赛鸽”，“许多世界名鸽种系的起源均出于中国民间或皇室”。 国血在今天没有像外国鸽子那样高价拍卖，并不是赛鸽质量逊色，这也未必不是平民赛鸽爱好者的福音啊！

　　关于信鸽的论争，其实背后掩藏的是解释权的争夺，独霸解释权才能够独占赛鸽市场，也才能够掌握定价权，说到底是商业利益的争夺。值得注意的是，这种非此即彼，不是“YES”就是“NO”的“赢家通吃”“零和思维”完全否定你存在价值的霸道的价值观，还具有一定的市场，不乏有人帮腔。由于不掌握话语权，国内与西方有联系领域的不良因素，无不与这种西方式思维的劣迹有关。

　　这才是真正值得中国信鸽界警惕的“流毒”。

    （请参考我的另一篇文章《国血是怎样炼成的》）